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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学的现代意义

[导读]:什么是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同队级、国家或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军事思想。同一阶级、...

  什么是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同队级、国家或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军事思想。同一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军事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也有区别。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

  在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便是一支绚烂的奇葩。中国古代战争之多,兵书和论兵要著之多,军事群星之多,军事典章之多,堪为世界之最,其军事思想发展水平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现代军事领域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其代表作为以《孙子》为首的所谓武经七书)已经完全过时了,在以精确制导,全球快速机动,GPS和C4ISH为特点的世界新军事革命面前完全是故纸一堆;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美军就是在孙子兵法指导下打赢了海湾战争和最近的伊拉克战争,甚至煞有其事地宣称,美军指挥官给每个美军大兵都发了孙子兵法,让他们临阵好好学习,书就装在大兵们鼓鼓囊囊的大背囊里。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 1.西周时期的《尚书》、《军志》、《军政》是中国最早的兵书,它们虽然早已消亡,或仅存只言片语,但已高度概括和抽象出了一些有关战争和战争指导的理性原则。例如: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等。

  2.春秋末期出现的《孙子》兵法,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立意高远、深邃独到、哲理性强,素有“兵家圣典”“世界第一兵书”之称,为历代谈兵者所推崇,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共十三篇5900字。

  3.战国时期,又诞生了《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等一大批兵书巨著,达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高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不仅历史悠久,且著述丰厚,浩如烟海,史书注录的有3000多部,为世界之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争霸、兼并战争频繁、激烈,加之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有力地促进了军事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不仅懦、道、法、墨等诸子百家典籍中有大量深邃的军事思想,而且涌现了孙武、吴起、孙膑等一批兵学家,产生了《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一大批兵学著作。孙武是先秦军事理论家的杰出代表,其著作《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军事思想主要有十个观点:

  四是认为应综合比较敌对双方的国家政治、将帅才能、天时地利、军事制度和军队的数量、训练及法度纪律等各项要素的优劣,据以预测战争胜负.五是认为属于政治范畴的“道”、“德”、“仁”等因素对战争具有重大影响。

  六是总结出知彼知己、践墨随敌、因形用权、战胜不复、以众击寡、避实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军事规律。

  七是概括出奇正、迂直、强弱、攻守、主客、进退、虚实、众寡、分合等军事领域特有的范畴,并且辩证地阐释了它们的关系。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2 000多年间,中国军事思想虽没有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兴盛景象,但仍然时缓时快地向前发展。秦统一六国时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灭;东汉统一战争中的西和东攻,由近及远,各个击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广结联盟;隋末李渊统一全国时的因势借力,乘虚入关,居险养威;蒙元初期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假道南宋灭金;明初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清初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策略,使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有了一定发展。宋代统治者提出并实行的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的统军思想;明代戚继光提出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军队训练原则和方法,使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秦代修筑万里长城体现的“用险制塞”思想;汉代推行军屯戍边措施;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战略区,采取强干弱技、居中驭外、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明代提出的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使中国古代国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后代李世民的“持久”防守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卫公兵法》提出的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火器出现后,明代有人提出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作战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经过悠久的历史考验和古代军事家们长期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具有宝贵的价值。因此我认为,以《孙子》兵法十三篇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或称中国古代兵法),对于现代战争仍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只要人类还有战争,其中的众多政治军事原则就将是永远适用的。

  有人可能认为中国古代兵法仅仅是“用兵之法”,之所以已经过时不再有用,是因为那时的战争与现代战争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在许多方面论述的并不是单纯的用兵布阵,而大量涉及到政治与战争及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进而从政治及经济层面论述军事问题和战略问题,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用的政治军事经济观点,同时中国古代兵法还大量涉及到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军事心理学,军事管理学,军事人才学,战争性质理论,战争指导理论等方面带有一般规律性的基本理论原则。这些基本理论原则对于正面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中国军队和中国国防建设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不应拘泥于古代如何布阵,如何行军打仗,如何火攻等。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也已进入新军事变革年代,古代战争形式与现代战争形式已经大相径庭。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的许多著名思想和论断,如“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谋伐,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等等,至今仍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换言之,这些军事原则是永恒不变的。

  除了以上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军事原则,在战争指导理论,作战指导理论,军队建设理论,以及军队的组织纪律对于军队的教育等各方面,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都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正确主张。

  在战争指导理论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为人心向背,经济实力,将帅人才以及气象和地理,并认为这些是一个整体;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政治观点,以及“三宝全,则国安”的发展经济与增强国防力量的关系,并指出在具备以上基本条件的基础上,运用谋略指导战争,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胜利的主要途径。

  在作战指导理论上,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智能取胜,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并力求取得战略上“全胜”的境界。为此,提出了几个主要原则:如: 要“先胜而求战”,不打无准备之战,“兵胜于朝庭”;要“能夺人而不夺于人”确保战争主动权;要“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也即要避实击虚,为此,必须运用“奇”“正”之法,“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而后再“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及要“因形用权”,“因敌制胜”,在战术运用上要机动灵活,以变制变,对敌人要“多方以误之”。

  在军队建设理论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着重提出了“寓兵于民”的“人民战争”思想,并提出了“兵贵精,不贵多”的正确主张。同时还提出了正确的人才观,尤其强调将帅的选择和任用。并提出“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同时还着重指出将帅的人格人品是选将的最重要条件。

  关于军队的组织纪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主张健全各项法令制度,认为“制必先定”,同时强调“以赏为表,以罚为里”,并做到“杀贵大,赏贵小”。对于军队的教育,则主张“理之以义,动之以礼”,军队要有道德规范,要“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等等。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对现代战争的影响可以说无孔不入,不管现在的军事战略战术有多先进,都脱离不开古代军事思想的精髓,可以说如果没有古人先驱性的军事思想,现在的军事思想发展不会这么快,因此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对于现在战争起着绝对的指导作用。

  军事思想来源于军事实践。一切真正反映军事规律的军事思想,都是军事实践经验的正确总结和升华。古今中外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的军事思想,或者是自身的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或者是从间接的军事实践经验中抽象提炼,或者兼而有之。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虽然也融进了他们自身军事实践的经验,但主要是总结了拿破仑战争的经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大量吸取了古今中外军事实践的有益经验。

  军事实践对军事思想的需求推动着军事思想的发展。军事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的实践需要新的思想去指导,从而推动军事思想的不断发展。每当军事领域发生重大变革,原有的军事思想难以完全适应新的军事实践时,军事实践对新的军事思想的呼唤就显得格外强烈,并往往成为军事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契机。

  军事实践在军事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还具有检验作用。军事思想只有通过军事斗争或军事建设的实践,才能得到检验。接受军事实践检验的过程,也就是军事思想得以发展的过程,正确的得以丰富和深化,不完善的得以修正和补充,过时的必将被抛弃。科学意义上的实践检验不是个例的验证,一种军事思想是否反映了客观军事规律,必须经过军事实践的多次检验,仅凭某一次军事行动的结果就作结论,很容易陷入片面性。只有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往复,才能推动军事思想不断向前发展。在军事实践对军事思想的检验过程中,战争实践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一种军事思想科学与否,只有通过战争实践才能最终得到检验。

  强调军事思想随军事实践特别是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不意味着军事思想是在军事实践中自发产生的。军事思想的发展需要通过人们的总结加工,特别是杰出人物的总结加工。离开这个条件,军事思想也是难以向前发展的。

  军事思想随着战争的产生、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战争实践在认识上的飞跃而产生和发展,是人们对战争这一特殊社会现象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结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的军事思想,或是自身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或是从间接的军事实践经验中抽象提炼,或兼而有之。

  为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敌对双方总是竞相抢占军事思想的制高点,以便在军事实践的主观指导上高于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军事思想史就是一部在相互对抗竞争中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的高度繁荣,17~19世纪初期欧洲军事思想的近代化飞跃,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种新的军事思想大量涌现,都与当时激烈的军事斗争密切相关。敌对双方的对抗与竞争在和平时期也同样存在,有时还相当尖锐。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苏联两大军事集团在冷战中互为对手,不断推出各自新的军事思想。经验证明,在敌对双方的对抗竞争中,谁的军事思想落后,谁就会在军事斗争中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导致严重挫折或失败。因此,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来说,在和平时期也应高度重视军事思想研究,善于随着情况的变化提出新的军事思想,为正确进行军事斗争提供理论指导。对于曾经在以往战争中赢得过许多重大胜利的军队和国家来说,只有充分认识和平时期军事思想发展中的对抗性和竞争性,防止和克服自满情绪和保守倾向,积极探索军事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努力使军事思想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实施正确指导,立于不败之地。

  军事思想源于战争实践,而战争是对抗双方大展各自军事思想的舞台。在战争中为了取得胜利,敌对双方总是竞相抢占军事思想的制高点,以便在军事实践的主观指导上高于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思想就是在激烈的相互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如德国古德里安提出“闪击战”理论。

  各种军事思想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各种军事思想又都是在一定的民族土壤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带有明显的民族色彩。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凡是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军事思想,除揭示本时代、本民族、本阶级军事活动的特殊规律外,还能反映军事领域的一些一般规律。这部分内容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特点。知彼知己,集中兵力,目标与手段的一致,主动性、计划性和灵活性,突然性和机动性等,就是古今中外军事思想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战争指导原则。这就使后人可以继承前人的军事思想财富,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之间也可以相互借鉴有益的军事思想成果。

  战争绝不是疆场上的旅游、消遣娱乐,也不是赌场上的下注争个输赢,寻找刺激。当战争为某种特殊的目标而演变成暴力冲突时,无论打败仗还是打胜仗,面临的现实都是相当严峻的。战争作为国家之大事,它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必须认真地加以考察和研究。孙武把战争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指出了战争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也阐明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要对军队胜败的原因,国家存亡的规律加以认真考察研究。其要求在于重视战争,研究战争,并审慎地运用战争手段。由此说,《孙子兵法》是一部研究、反映古代战争规律的“兵学圣典”。

  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或发展都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存在着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一个时期新的思想理论的出现,首先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吸收和改造前人思想资料并加以提高的结果。孙武关于战争观问题的论述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前人思想资料、家传兵书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提出的。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大变革和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诸侯列国变法图强,诸子百家应运而生,作为重大社会现象的战争问题,社会各阶层都有所体验和观察,尤其是活跃于社会舞台上的各方名士贤达纷纷发表言论,有许多观点已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深度。如《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认为战争具有“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左传》宣公十二年)等多项功能和意义。道家创始人老子则指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老子》第六十九章),并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老子》第三十章)。孙武吸取了上述观点中的有益成分,通过对当时战争的实际观察,从而在对战争问题的认识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见解。

  军事思想发展史表明,重视并善于继承前人优秀的军事思想成果,借鉴和汲取异域军事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对促进自身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就是他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性运用;同时也广泛借鉴了来自其他方面的军事思想精华。其他著名军事思想家,其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都离不开继承和借鉴,只不过有范围大小和具体内容的不同。

  正确地继承和借鉴,需要有科学的态度,要把反映军事领域一般规律的认识同现实条件联系起来,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下,吸收其精华,摒弃其糟粕。通过继承和借鉴,博采众长,创造和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军事思想。

  要取得军事活动中最高斗争形式战争的胜利,其行动必须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主观指导必须与客观实际保持一致,因此,军事思想不但揭示本时代、本民族、本阶级军事活动的特殊规律,还揭示军事领域中的一般规律和具有稳定性的普遍性矛盾。

  科学的军事思想从来都是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联系的,哲学的进步往往是军事思想变革的先导。从14~16世纪前期文艺复兴到18世纪启蒙运动期间出现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为欧洲军事思想的近代化提供了世界观和历史观基础。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产生,得益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马克思列宁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之所以成为革命人民以弱胜强的制胜科学,首先就在于它们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

  军事思想的发展对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哲学成就,有的甚至成为一个时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孙子兵法》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著作。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名篇,不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不仅在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军事思想与哲学思想的这种密切联系,要求研究和发展军事思想必须时刻关注哲学领域的发展变化,从哲学思想的发展成果中汲取营养。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军事活动以来,军事就是按照其自身固有的辩证规律发展的。由于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阶级、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的生死存亡,所以人们远在军事辩证法这个概念之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军事问题。孙中山解读《孙子兵法》后,认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为中国的军事哲学。”因此,军事家为了战争的胜利常常寻求哲学的指导。

  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战争已开始频繁发生,促使了奴隶主阶级军事思想的萌芽和产生。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后,战争的规模、样式、性质、作用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战争具有了鲜明的政治目的,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有了专门的军队组织和相应的军事制度,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其主要代表作有《希腊波斯战争史》(希罗多德)、《伯罗奔尼散战争史》(修昔底德)、《军政》、《军志》、《周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战争的频繁发生和改朝换代的加剧,军事方面的许多因素发生了变化。铁制兵器替代了铜制兵器,实行了征兵制和募兵制,由单一兵种发展到了步、车、骑、水军并进。人们对战争和军队的认识有了更大的提高,其中又以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更为突出。在战争的认识方面、军队建设方面、作战指挥方面、后勤保障方面等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代表作有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等。

  春秋以前已出现了专门的军事文献《军政》、《军志》,在《尚书》、《周易》等古代典籍中也包含一些军事思想。从这些史籍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建军、作战等问题的一些规律性认识。例如,在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严明赏罚;在战争指导上,既重礼信,又重谋略。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争霸、兼并战争频繁、激烈,加之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有力地促进了军事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不仅懦、道、法、墨等诸子百家典籍中有大量深邃的军事思想,而且涌现了孙武、吴起、孙膑等一批兵学家,产生了《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一大批兵学著作。孙武是先秦军事理论家的杰出代表,其著作《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军事思想主要有十个观点:

  四是认为应综合比较敌对双方的国家政治、将帅才能、天时地利、军事制度和军队的数量、训练及法度纪律等各项要素的优劣,据以预测战争胜负。

  六是总结出知彼知己、践墨随敌、因形用权、战胜不复、以众击e68a84e79fa5e3737寡、避实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军事规律。

  七是概括出奇正、迂直、强弱、攻守、主客、进退、虚实、众寡、分合等军事领域特有的范畴,并且辩证地阐释了它们的关系。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2 000多年间,中国军事思想虽没有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兴盛景象,但仍然时缓时快地向前发展。秦统一六国时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灭;东汉统一战争中的西和东攻,由近及远,各个击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广结联盟;隋末李渊统一全国时的因势借力,乘虚入关,居险养威;蒙元初期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假道南宋灭金;明初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清初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策略,使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有了一定发展。宋代统治者提出并实行的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的统军思想;明代戚继光提出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军队训练原则和方法,使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秦代修筑万里长城体现的“用险制塞”思想;汉代推行军屯戍边措施;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战略区,采取强干弱技、居中驭外、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明代提出的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使中国古代国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后代李世民的“持久”防守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卫公兵法》提出的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火器出现后,明代有人提出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作战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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